台灣之旅

　　閻連科：我會繼續書寫中國現實
　　本刊記者/陳濤
　　“讀者要挑選書，這本書本身也要挑選讀者。這樣的讀者不僅喜歡故事，更重要的是愛好、明白文學，對文學有所期待，並對我們的社會現實關心並願意去思考。”閻連科站在台邊，這樣評價對自己新作《炸裂志》的讀者期待。
　　9月底的這天，《炸裂志》的新書發佈會在北京圖書大廈一層的東角舉辦。有個從山東來的讀者說，他看過閻連科的所有作品。閻連科自己感到“很意外”，他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忠實的讀者，並且還願意去理解他自創的“神實主義”。
　　按照閻連科自己的說法，“神實”在吸取了現實主義、荒誕派、魔幻主義之外，更註重“內在邏輯”與“內真實”的一種小說理念。“我想，‘真實’也是文學的一種境界。”閻連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一種“真實”
　　《炸裂志》寫的是一個名為“炸裂”的村莊如何在30年間變成一個超級都市的過程，以及村中孔、朱兩家的恩怨。閻連科用最真實的細節和最天馬行空的幻想不單寫出了數十年間的時代流轉，更寫出了人心和精神的裂變。
　　對於這部充滿神跡般想象的小說，閻連科更願意談論“真實”。“捅破欲望、權力的這張窗戶紙，而且用油畫般的手法赤裸裸、血淋淋地擺出來看，無論它是醜的還是惡的。”閻連科說，“抵達的真實，也許無法讓讀者接受。”
　　貫徹小說的孔、朱兩家之外，另有“小三”程菁這樣的人物穿插，無疑也讓讀者聯想到儒家的孔子、朱熹、二程子。“似乎背後有我們傳統文化的聯繫，擴大讀者的想象空間。”閻連科解釋說。事實上，閻連科的出生地河南嵩縣，曾是宋代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定居辦學之地，被稱為“二程故里”。
　　閻連科出生在嵩縣田湖鎮，雖然已進入城市生活多年，至今仍帶著濃重的河南口音。他曾經回憶，“我生活的那個鄉村小鎮實際上就是個農村。家庭貧窮，無權無勢。我當時見到的最有權力的人就是村長。村長在一個村子里一手遮天，說風是風，說雨是雨，因此我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當一名村長。”
　　所以閻連科在《炸裂志》中寫出了那種有切身之痛的、極度誇張地對權力的崇拜。比如，炸裂村從村變成一個鎮時，主人公孔明亮拿著批准村改鎮的文件，“把文件放在盆外的樹根上，鐵樹開花了。”閻連科認為，雖然用了誇張的手法，但他始終註重的是“內真實”，即在當下現實中或者在傳統歷史里，“權力是無所不能的”。
　　小說中的孔明亮從村長成為鎮長，最後成為市長。而閻連科沒有“當一名村長”，成了個作家。這一次，他在《炸裂志》中帶入了一個名叫“閻連科”的作家形象，一位為了巨額報酬而願意為炸裂市編撰志書的人，但這個作家又強硬地堅持自己寫志的底線，最後被勒令永不能再回到“炸裂”。
　　他似乎也要在小說中剖析自己，小說中的“閻連科”要堅守一個作家的立場，正如他自己曾經在演講中提到，“年輕時為追逐金錢和名利不停地點頭哈腰，是文學讓我找回了自我，讓我昂首挺胸，現在我只有在思索寫作內容時才低頭。”
　　“人活著咋這樣辛苦哪”
　　閻連科平時喜歡背著帆布包，蘋果手機上隨時插著耳機，衣服“逮著哪件就穿哪件”，他覺得自己骨子裡還有些農民氣質。他近年來的作品大膽而尖銳，而他本人的性格其實十分溫和。作家李洱說閻連科是一個矛盾的人，“複雜而又簡單，暴戾而又溫柔，慧黠而又忠厚”。這似乎是他的作品與作家本人氣質的對照。
　　和那些充滿狂想氣質的小說不同，2009年，他的長篇散文《我與父輩》真切而溫婉，被譽為“2009年最感人的書”。該書講述了他的家族與故鄉的故事，比如大哥為備足大姐手術需要的血漿，而大量抽自己的血；由於自己執意離開農村，而加重父親負擔，甚至父親臨終時也沒能如願看成電影《少林寺》，只因為沒有多餘的10塊錢
　　閻連科在1978年入伍參軍，當過排長和指導員，並因為寫作上的特長最後成了職業創作員。在城市站穩腳跟後，閻連科曾回憶說，“當離開農村的時候才發現，我的靈魂永遠無法離開那片土地。”
　　在那片土地上，閻連科從小看見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無盡的勞動換來無盡的饑餓”。他自己少年時也經歷著生存的艱難，他曾在河南新鄉的水泥廠做過兩年臨時工，天不亮時拉著空車快步趕往三十裡外的火車站，然後“裝上一噸煤和沙子，再緩慢如牛，拉著重車回來”。在該書中，他借四叔在酒後的感慨發問，“人活著咋這樣辛苦哪！”
　　閻連科對農村生活的瞭解，讓他最初的創作都是圍繞農村記憶與他在部隊的生活。雖然他後來認為自己“年輕時寫的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垃圾”。
　　進入城市之後，閻連科開始反思年少時逃離土地的欲望。他承認自己少年時曾崇拜權力和城市，河南洛陽甚至是少年時期他心目中的“首都”。
　　所以，在《炸裂志》中，閻連科誇張地寫出了農民逃離土地的願望。炸裂從鄉成為市時，拿著棕紅色戶口簿的村民們大為驚喜：“我們這就成了城裡人了？我們從此不是他媽的農民了。”農民換個戶口成為了市民，由於興奮過度死了17人，急救過來128人。有評論這樣寫道，“誇張的數字不是說明瞭一個真實，而是揭示了中國城鄉二元差距的悲劇。”
　　“和現實太近”
　　“有的人，身在體制內，思考的是體制外的；有的人，身在體制外，思考的全是體制內的。我覺得保持獨立性不難，說不容易都是作家自己的預設。”閻連科曾這樣表示。
　　“太近”的小說就包括那本著名的描寫賣血村和艾滋病的《丁莊夢》。早在1996年時，閻連科聽“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講過農民賣血時的細節，由於農民被大量採血後幾乎暈倒，“血頭”就像對待動物一樣提起那人的雙腿讓血液迴轉到大腦，農民醒過來後又繼續去地里幹活。
　　2004年時，閻連科在河南東部找了這樣一個村莊，多次到這個艾滋村住下，跟當地農民聊天，最後於2006年出版了《丁莊夢》。簡體版的封面上印著，“中國第一部描寫艾滋病題材的長篇力作”，出版社將該書與加繆的《鼠疫》並提。“丁莊”被認為是整個中國農村艾滋病流行地區的縮影。這部《丁莊夢》，被學者資中筠等人贊賞展現了“作家的社會良知”。而這本書也深得諾獎評委馬悅然的欣賞。
　　實際上，在《丁莊夢》之前，閻連科的幾部作品《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典型風格。
　　閻連科在題記里提到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我的兄弟姐妹哦，請你離我近些；現實主義——我的墓地哦，請你離我再遠些”。在評論家陳曉明看來，《受活》的出版，意味著中國作家已具備了處理歷史遺產並對當下現實進行批評的能力。從《受活》《丁莊夢》到今年的《炸裂志》，閻連科反思歷史、關照現實的寫作一脈相承。
　　“一步一個臺階。”閻連科比划著手勢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還會繼續關註並書寫中國的現實。”  ★
　　獲獎理由★
　　作為中國本土作家，他用極端的想象和神跡般的細節，寫出了中國30年來社會現實的突進與人性的裂變。他的作品直面當下，以悲憫的筆調描摹社會的變遷。
　　他是繼魯迅之後，再度用文學作品對中國農民劣根性進行深刻刻畫的作家。他的作品，透著史詩般的野心和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情結。他在小說中踐行了自己的“神實主義”，他用真切的細節，荒唐的情節，滑稽的色彩構建了一個超現實的文學世界。
　　簡介：
　　閻連科，中國著名作家，1978年應徵入伍，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曾因出版《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等作品享譽文壇。2013年新長篇《炸裂志》出版。
 
（編輯：SN054）